我们为什么会做出令人恐惧的邪恶暴行？
为什么有的人选择做出邪恶的举动依旧是个谜题。但是，我们是否已经开始渐渐明白邪恶之举的诱发因素是什么？
Noga Arikha 是研究思想理念的历史学家，她对心灵和身体的关系、追溯概念发展历程和相关衍生理论等课题尤其感兴。她此前巴德学院教学，担任过《展望》杂志（Prospect Magazine）咨询委员会成员，还是巴黎艺术学院（Paris College of Art）人文教育学院的前任院长。她曾在《拉帕姆季刊》（Lapham's Quarterly）和《建筑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发展论文，还在 2007 年出版了《爱好和性情：幽默的历史》（Passions and Tempers: A History of the Humours）一书。她现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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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一群囚犯被纳粹从犹太人居住区押送到乌克兰的集中营。途中，一名纳粹士兵将我的爷爷活活打死。我的爸爸亲眼目睹了惨剧的发生，而和他有相同经历的人实在数不胜数。鉴于此，我从小就知道死亡一直徘徊在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也知道人性的阴暗面里隐藏着残酷的暴行。“智人”一词中的“智”并不足以描述人类的全部特性：除了聪明之外，我们也非常暴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唯一生存于世的人属生物，也是为什么我们能以如此具有破坏性手段成功统治地球。但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普通人怎么能够犯下如此可憎的残忍暴行？
人类为何会集聪明与残暴于一身？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一直是宇宙学、神学和悲剧故事的核心理念，是践行道德准则的动力，也是社会政治体系的核心冲突。我们知道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我们有能力犯下恶行，也有能力用具有创造性的方式思考自己为何会沦落至此。塑造人类的自我意识究竟为何会引导我们做出罪恶的行径？这个问题就像邪恶本身一样令人困惑不已。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们就一直苦苦求索，希望找到问题的答案。显然，我们能够从施暴之人的行为模式中找到关于邪恶源头的解释。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神经外科医生伊萨克·弗莱德（Itzhak Fried）变相要从这个角度分析邪恶的起源。1997 年，他在《柳叶刀》杂志（Lancet）发表了题为《E 综合征》（Syndrome E）的论文。综合征是指病人身上出现的一组一同构成临床表现的生物学症状，而 E 综合征中的 E 代表了邪恶（evil）。弗莱德发现，犯下恶行之人身上经常表现出一组由十个神经心理学症状构成的 E 综合征。用他的话说，“一群原本没有暴力行为的个体”转变成了“反复屠戮手无缚鸡之力社会成员的暴徒”。这十个神经心理学症状分别是：
重复：强迫性重复暴力行为；
执迷不悟的思维模式：行凶者痴迷于能使自己暴力行为合理化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正是种族清洗行动的理论基础。比如，所有的西方人、穆斯林、犹太人或者图西人（Tutsis）都是邪恶的；
执拗：外界环境不会对行凶者的行为造成任何影响，即便行为会让自己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他们也已然冥顽不化；
情感反应减弱：行凶者没有情绪波动，十分淡漠；
觉醒过度：行凶者经常因为不断重复施暴和受害者数量的增加而高度兴奋（觉醒过度是一个医学术语，指的是一种精神和生理的紧张性增高，患者通常出现对疼痛的耐受性降低、失眠、疲乏、性情暴躁等症状——译注）；
语言、记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完好无损：E 综合征不影响施暴者更高层次的认知能力；
快速适应：行凶者对暴力行为感到麻木；
角色分隔：拥有温馨家庭的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施暴者；
环境依赖：环境——尤其是对群体的认同和对权威的服从——决定了施暴者的具体行为；
群体传染：成为群体成员导致暴力行为发生，每个人都会将自己的暴行传染给其他人。
在弗莱德看来，这些行为模式背后都隐藏着能从神经生理学角度分析的原因，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E 综合征体现在以前表现正常而随后转变成杀人犯的普通人身上，但不适用于以下情况：战时新兵在得到批准后杀害他人或者其他新兵，如果能够幸运地活着回家，他们很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公认的精神疾病，比如导致人们射杀小学生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冲动犯罪或者能从给他人造成伤害的暴行中获得施虐快感的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 1963 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中创造出“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一词。她想说的是，大屠杀的参与者可能只是普通人，他们因为平淡无奇的原因选择服从命令，比如不想丢掉饭碗。社会心理学家验证了这个观点：1971 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的监狱实验证明“普通学生”也能变成肆意辱骂虐待囚犯的“狱警”。这场从未有人成功重复的实验中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看，它的结论并没有办法令人信服。可是即便如此，患有 E 综合征的人的确都是普通之人，他们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精神疾病。在 1992 年出版的《普通人》（Ordinary Men）一书（弗莱德在论文中引用了这本书）中，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写到了一个后来成为纳粹士兵的普通人。杀害我爷爷的纳粹士兵很有可能也只是个普通人。
如今生物学已经解释很多种人类行为，但单靠生物学也无法揭示恐怖暴行背后隐藏的全部秘密。神经科学与生物学一样，都是帮助人类提升自我了解的有力武器。但是，它们却解释不了为何人类会做出野蛮粗暴的举动。实际上，为人类邪恶行径提供最佳解释的工具是政治史，而非科学或者形而上学。仅仅在上个世纪，世界上就出现了大量令人发指的暴行，而且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些暴行都与政治目的密切相关。但是，真正让弗莱德提出的假说再次引起世人迫切关注的是恐怖组织 ISIS 和大量狂热参军青年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和巴黎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神经生理学家阿兰·贝尔托斯（Alain Berthoz）开展合作。2015 年到 2017 年期间，他们以 E 综合征为主题召开了三次学术会议，邀请认知神经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精神病专家、恐怖主义专家和法学家齐聚一堂（我将在下文中呈现部分参会人士提出的理论的和见解）。对 E 综合征的分析研究创造了一个极具创新性的跨学科讨论机会，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邪恶起源这个古老话题的理解。同时，E 综合征还是证明神经系统科学能够帮助人类解读自己的生动实例。目前，人们已经就邪恶的起源提出了不少有趣的假设和解释。
大脑机能解剖学以越来越精确的方式揭示出大脑秘密的同时，神经系统科学解释导致各种人类行为（包括暴力）复杂成因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不过，由于我们是逐步进化的生物，探究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就要兼顾进化过程和历史发展各自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结果。换言之，我们既要思考文化如何影响了大脑回路的进化发育，又要考虑不断进化的大脑如何创造了文化。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变成了天性喜欢社交和互动的生物，因此神经系统科学就必须与其他学科展开交流合作——大脑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进化，而某些时刻出现的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场合，背后隐藏着特定的意义。心理情况和文化环境是决定生物学过程是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弗莱德所列举的症状其实就是结合神经学和环境因素之后得出的综合结论。
E 综合征的核心症状是“情感反应减弱”。大多数人（精神病患者除外）羞于或者极度不愿意给他人造成伤害，让他们杀人就更不可能。精神病专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证明，洗脑宣传和高压强迫才能让情感反应变得迟钝，进而导致人们打破沉默，跨越“习惯”设定的行为界限——E 综合征中的情感反应减弱症状导致患者施暴次数越多，施暴行为对其而言就越轻而易举。大规模屠杀和虐待行为的施暴者可以对自己的孩子充满爱意，希望孩子能得到世间最美好的一切。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受害者漠不关心——这就是 E 综合征中“角色隔离”（compartmentalisation）症状的典型体现，而杀害我爷爷的纳粹士兵身上可能就存在这种症状。他们将家庭归属管和社会归属感分隔开来。一旦两种归属感结合到一起，群体认同感就会超越一切，成为主宰一切行为的动力。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种族成员之间相互攻击的事例就是最好的证明。此时，E 综合征患者几乎不会有同理心。
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 in Leipzig）的社会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提出，同理心是一种能与他人情感产生共鸣的能力。它产生于婴儿时代（婴儿最初模仿他人，后来产生共同注意力），进而渐渐发展成接受他人观点，真正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我们首先掌握所谓“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中提出的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能力。根据该理论，人类应该在五岁之前就获得这种能力。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发展心理学家菲利普·罗切特（Philippe Rochat）曾论证出儿童在五岁之前发展出道德伦理标准的过程，证明儿童此时已经知道他人感知自己行为的方式。
虽然同理心能使某个群体或者社会团结一致，但它也可能充满偏见歧视和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报复情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滋生出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埃米尔·布鲁诺（Emile Bruneau）成功证明，“群体内部成员”很容易在他人操控下将“群体外部成员”视为敌人，不惜牺牲他们的利益，甚至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这种选择性现象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过无家可归之人身边却丝毫不会产生想要伸出援手的心理，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在听到讨厌的人的下流谣言时感到欣喜不已。我们都会选择性地使用同理心，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日常的社会、家庭、工作和政治生活中非致命性暴力事件屡见不鲜，这正是缺乏同理心的体现。剑桥大学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邪恶背后的科学：同理心和残忍行径的起源》（The 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中表示，“同理心遭受腐蚀”不是导致极端暴力行为发生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同理心出现问题后，人们便会产生歧视心理，最终走上种族灭绝的道路。正如芝加哥大学社会神经科学家简·戴西迪（Jean Decety）所言，“我们的超社会性中隐藏着一个阴暗面”。
从某种程度来看，这种发展的观点能够破除人类两面性——我们既能伸出援手，又能相互屠戮，还会说服自己参与所谓的“正义战争”——的神秘感。与黑猩猩等其他人族生物一样，我们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进化出巩固关系、交流、合作的能力，也形成了攻击外人和其他部族成员的能力。但是，进化过程使我们有了自我意识，而这种产生人性的能力使我们与其他人族动物彻底区分开来。不过，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答：即便能够了解自身，创造探究人类思维的复杂精细科学模型，可我们依旧无法停止不断发生的破坏行为。
神经系统科学提出一种有趣的生理学模型，将同理心看成是结合了执行、运动前区和感觉运动功能的复杂动态过程。具体来说，这个模型利用了腹正中前额皮质（vmPFC）和眶额叶皮质（OFC）两个部分重叠的概念。据悉，腹正中前额皮质和眶额叶皮质在杏仁核（大脑边缘系统中进化形成的古老结构）情绪产生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眶额叶皮质受损影响情绪和决策能力。南加州大学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用“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证明，：经过腹正中前额皮质和眶额叶皮质的处理后，参与情绪信号传递的身体感觉能让我们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恰当决策，进而展现包括我们道德观念在内的世界观。
情感反应减弱现象出现时，腹正中前额皮质和眶额叶皮质极度活跃，因此抑制了杏仁核的活动。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的眶额叶皮质处于功能失调状态。或许坚持认可某个群体可以合理进行屠杀活动的人的眶额叶皮质也存在问题。类似于可卡因导致的过度兴奋状态干扰者人们的行为，影响着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的正常运作。简而言之，E 综合征患者大脑中负责情绪的区域无法调节管理判断和行为。杏仁核无法与更高层次的认知皮质结构建立联系并形成有效反馈。行为自我与感情自我彻底分裂，弗莱德称这种现象为“认知断裂”（cognitive fracture）。他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大约 70% 的人会受到认知断裂现象的影响，进而以群体成员的身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论不太站得住脚，但它的过程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
出现认知断裂现象后，个体在行动时便感觉不到同情和共鸣。但是，同理心并非总是能够指引人们做出恰当合适的举动。比如我们并不会因为看到气候变化导致昆虫死亡而感到同情，但却可以在灾难降临时做出理性的决定。有时候，同理心甚至会让人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对手术台上患者感到同情的外科医生就不应该继续参与手术。还有一种现象叫做过度同情。2016 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在《反对同理心》（Against Empathy）一书中提出我们应该“反对同理心”。他认为“理性同情”才是更好的晴雨表，能够帮助我们评估外界环境并决定如何应对。换言之，以屠戮被视为敌人的个体为使命的群体成员也许有能力对群体内部成员产生情感共鸣，但却无法对视为敌人的外人产生理性的同情。
有的人无法对自认为属于敌人的个体产生任何情感。这种现象能帮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人类跨越行为底线，成为冷血杀手之后的状态。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观察员发现，犯罪者经常不知悔恨。帮助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评估罪犯心理状态、对罪犯和受害者开展治疗的临床心理学家弗朗索瓦丝·西罗尼（Françoise Sironi）亲眼目睹了利夫顿所谓的“热衷于杀戮的自我”的确存在——臭名昭著的康克由（Kang Kek Iew）就是最好的证明。此人外号杜克（Duch），是柬埔寨专门折磨和审问犯人的红色高棉 S-21监狱创立者和管理者。杜克一点也不为自己的暴行感到悔恨。犯罪者就是他唯一的身份，因此他全心全意“履行职责”，生怕丢失自我，沦为无能之辈。西罗尼曾经问他：“你的良心不会感到愧疚吗？”然而，杜克根本无法理解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简直是胡言乱语。
除了弗莱德提到的“具有毁灭性”的情感反应减弱症状之外，E 综合征患者身上还存在认知功能完好无损的现象。行凶者精通虐待之道，能够清晰全面地识别出受害者的痛苦。他（行凶者一般都是男性）认知能力健全，但却不足以产生帮助自己理解受害者感受的同理心。他不在乎其他人的痛苦，只关心他人是否有利用价值。进一步来看，他根本不关心自己是否在意受害者的感受。实际上，他最终对自己是否具有同理心也漠不关心。判断力受情绪影响，这是人类道德观念发挥作用的基础。对于 E 综合征患者而言，他们的判断丝毫不会被情绪所左右。
这样一来，个人身份与更宏大的系统融合在一起。在这个系统中，情绪自我和认知自我彻底分离，系统的准则和规矩随即取代了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为了确保大脑和躯体的正常运作，人们体内始终存在化学反应，但它们可以受到药物影响和扭曲。剑桥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特雷弗·罗宾斯（Trevor Robbins）曾经研究过“药物恐怖主义”（pharmacoterrorism），以及诸如利用安非他命等药物——ISIS 成员就服用芬乃他林（Captagon）——影响多巴胺的功能和消耗眶额叶皮质中的血清素，从而让人们出现精神病一样的僵化行为，增强个体进攻性，做出弗莱德所说 E 综合征症状中的执拗举动。药物使人们不再具有社会依附性，也丧失了全部的情感（包括同理心）。研究人员称这种情况为“述情障碍”（alexithymia）。
这个简化版的神经学过程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能实施凶残的杀戮行为。利用神经系统科学研究价值观和行为能帮我们进一步理解邪恶究竟源于何处。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眶额叶皮质极其发达。牛津大学计算神经科学中心（Oxford Centre for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的埃蒙德·罗尔斯（Edmund Rolls）证明，面对刺激时，眶额叶皮质在体现奖励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在价值观的指导下做出决策——价值观决定了我们对物体、观点、行为、准则和个体的看法。丰富的价值判断使我们产生各种情绪，我们的行为多种多样且可以根据外界反应的变化做出改变。这个过程又能反过来推动我们选择寻求或者躲避刺激。为了获得某种迟迟未得的奖励，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做出行动。这就是 E 综合征中提到的另一个症状：强迫行为。来自巴黎的神经系统科学马赛厄斯·佩西格里翁（Mathias Pessiglione）和他的团队证明，腹正中前额皮质在评估刺激或者想法体现价值观的时候发挥核心作用。评估之后，我们会为了追求具有吸引力的奖励或者躲避令人厌烦的结果而做出不同的举动。但是当腹正中前额皮质受到过度刺激时，新的信号——比如哭泣求饶——就无法对人们评估某个想法（比如“所有人都该去死”）体现价值观的过程发挥影响。因此，人们也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能够自动发生，可以受到外力或者领导者的控制，独立于任何价值观体系之外。
不过，这些神经性活动意味着犯罪行为只会在特定的环境中发生。巴黎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厄尔医院（Pitié-Salpêtrière hospital）的精神病专家大卫·科恩（David Cohen）和他的团队对部分激进的青少年进行了评估分析。他们发现童年的某些社会心理学状态——比如没有父亲、母亲情绪不稳定、曾经有过被寄养的历史——会对青少年身份的形成产生影响。部分情况下，这些社会心理学状态最终导致青少年选择加入拥有提供超验信息的更大群体之中。于是群体超越家庭，成为他们最看重的对象。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证明，冲突之所以难以处理且无法调和，原因在于人们以绝对的精神价值（比如世俗价值观或者宗教价值观）为指导做出行为，不在乎行为是否会带来功利性的结果。这些价值观极具吸引力，远比家庭所能提供的精神支持要强大许多。
在 2017 年出版的小说《烈火国土》（Home Fire）中，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卡米拉·沙姆希（Kamila Shamsie）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忠诚天真但却因为无法适应环境而迷失自我的巴基斯坦青年。他为了与逝去的父亲团聚而加入 ISIS，希望献身恐怖组织所谓的更伟大事业而收获满足感和归属感，最终沦为 ISIS 的牺牲品。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认知让我们做出各种选择，并为自己的决定的合理性提供辩护。认知使我们的决定具有一致性，进而使自己感到安心，坚信自己的选择美好且正确。行为一致性依靠道德观念而存在，又能将自己伪装成道德准则的模样指导后续行为，进而导致津巴多所说的“我们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认知不协调。换言之，我们心中早已存在且根深蒂固的想法与我们所坚信的恰当合理行为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沙姆希笔下的主人公很快就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试图摆脱自己无法忍受的暴力和不能接受的认知失调。但纳粹的医生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他们坚信自己是为了更伟大的事业献身，执拗而扭曲地认为自己是为了受害者考虑才犯下罪行，因此没有丧失伦理道德。1943 年，著名纳粹海因里希·希莱姆（Heinrich Himmler）在波兰波兹南（Poznan）发表的演讲就是体现为犯罪行为寻求傲慢合理化解释的例证，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我们的行为具有道德正确性，我们有责任让人民去行动，杀死那些想要杀死我们的人。”一旦为行为寻求道德合理性的借口与面对他人所应该产生的标准情绪反应背道而驰，暴力和邪恶就会打着合理的旗号横行天下。纵观人类历史，这样的现象不断重复上演。
但是，“普通人”必须跨越行为底线之后才能患上 E 综合征——环境因素通常是推动人们越界的幕后黑手。突破底线的过程中，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帕特里克·哈格德（Patrick Haggard）提供了一种值得关注的见解。他证明最初的强迫具有极大威力，能迫使我们突破行为底线。1945 年至 1946 年的纽伦堡审判期间，纳粹被告首次利用“只是服从命令”这样的说法为自己辩护。1961 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援引“纽伦堡审判中战犯曾经采用过的辩护策略”（Nuremberg Defence），同样声称自己“只是服从命令罢了”。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指出（或者是夸张地宣称），即便命令的内容是伤害他人，大部分人依旧会选择默默服从。米尔格拉姆对人类的服从性很感兴趣。但是，一直研究自主感（sense of agency，人们发起并掌控自己行为的感觉，对人生的而言至关重要，也是判定被告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论据）的哈格德却将视野转向了人们受到强迫和自主权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之后的感受。在米尔格拉姆的启发（哈格德解决了米尔格拉姆实验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下，他设计了一项实验，有意对实验对象进行约束管制。哈格德发现，人们被迫做出行为后的确存在明显的自主感减弱现象。高压强迫使人们丧失了责任感，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现。
临床症状无法体现导致我们最恶劣行径出现的神经性因素。E 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疾病，也不是符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或者《国际疾病与相关问题统计分类标准》（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Problems）对可诊断疾病的描述。如果正式将 E 综合征认定为疾病，我们可能面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司法后果：正如欧洲人权法院前任院长、法学家让-保罗·科斯塔（Jean-Paul Costa）所说，在法庭上使用神经学领域提出的证据存在种种问题，因为这会要求专家对不精确、不透明的数据进行解读。我们很难确定究竟哪种大脑活动（包括隐藏在自主感控制下的大脑活动）能够或者应该成为构成合法减罪的因素。
但是正如弗莱德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介绍一系列塑造我们大部分野蛮残忍本性的特征，并在与我们研究相关领域（尤其是神经系统科学领域）开展广泛讨论。这能帮助我们完善预防和补救措施，解决当前社会所急需处理的问题。魔鬼可能已经死去，但邪恶的行径却长存于世。为什么我们会做出邪恶举动？这依旧是个形而上学领域的谜题。和成千上万人一样，我也被这个父亲留给我们的问题困扰了很久。然而，至少目前我们有能力弄清哪些因素会诱发邪恶的举动。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为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和赫斯，图片来自 Wikimedia；长题图为被关押在以色列的艾希曼，图片来自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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